我們與惡的距離——身為一位患者

即使生病了，思聰仍然懷著導演夢。和所有人一樣，我們都有自己的夢想，甚至，我們比同年紀的孩子更清楚自己想做什麼、更憧憬著未來，但是，有時候，疾病是現實的、是殘忍的，許多病友失學、失業，我也面臨著休學的危機，因為，當我的狀況跌落谷底，不僅是情緒低靡而已，我會莫名其妙開始止不住地流淚；我會不明所以地想要傷害自己；我會全身無力而無法起床、無法出門上課；我會吃不下東西、整天嗜睡或晚上失眠；我會看不懂句子、聽不懂人話、記不住事情……。所以，正常的上課對我來說很困難，更不要說「享受多采多姿的大學生活」了！

當同儕們都規劃著自己未來的道路，並且在這條路上走得越來越遠，我很難過、很失望、很自卑，我覺得「夢想」這兩個字在我的字典裡彷彿被疾病抹滅，我很害怕自己做不到，可是，以現在的病況來談「夢想」很奢侈、不切實際，畢竟，平平安安地活下去才是我們的首要任務，如果沒有青山，就沒有柴可燒，幫自己留一條命是現今唯一能為自己做的事情。然而，當醫師、心理師告訴我「可能會好，可能伴隨殘餘症狀一輩子」之際，我還是特別絕望地哭了，無法想像若是終其一生背負這些精神疾患病症，那我的未來在哪裡？我是不是會繼續地失功能？是不是只能待在家裡或療養機構直到死亡？是不是會拖累我的家人呢？

思聰的姊姊思悅說了一句話：「精神分裂聽起來很可怕，怎麼會生這種病？如果他得是癌症會不會好一點？」她的話道出精神疾患的處境，他人的眼光與迷思是很大的壓力，沒有人會告訴癌症患者振作起來就會好；沒有人會跟癌症患者家屬說都是你沒教好、養好孩子才會生病；沒有人會要求癌症患者去上班、上學……。當然，比較痛苦是不人道也沒必要的，此處僅是為了說明某些迷思的荒謬之處而已。真要比較還真沒完，前幾天一位醫師的文章就說，至少精神疾患還有藥治呢。

接下來就談談藥物這件事吧！

儘管身為相關科系學生，第一次面臨醫師的處方，我仍然是情緒化的。先是對於診斷的情緒，由於目前無法以生理檢查判定精神疾患，所以仰賴醫師、心理師的經驗判斷，就算學過DSM-5，我還是很生氣，憑什麼醫師一句話，就這樣讓「憂鬱症」三個字出現在我的生命裡？在接受自己生病這個事實之後，我還是很猶豫到底要不要吃藥，雖然最開始醫師開立的藥物很輕，只是一顆抗鬱劑（Sertraline）、一顆抗焦慮劑（Bromazepam），我還是很排斥，上網查了好多藥物的資料，讀了仿單一次又一次，調適了幾天才踏上服藥的漫漫長路，那時候，第一個感覺是好像被藥物操控了，手也因為副作用會輕微顫抖。

時隔兩年，我的診斷名稱改為躁鬱症，藥物早已不是原先的處方，醫師不斷依據我的狀況調整，直到現在每天需要十多顆藥維繫生命，已經在這兩年歲月中習慣它是生活中的一部分，感到麻痺，也不再瘋狂地查閱仿單、背藥名，醫院的藥被我吃過一輪，醫師也非常為難，怕加助眠藥會讓我更昏、更嗜睡，又怕抗鬱劑掀起我的躁症，情緒穩定劑也用到鋰鹽了，我的體質太敏感，處方一動，我的身體反應就很大，某些藥一點劑量，副作用就出來。所以，現在仍然在尋找最適合我的藥物。

關於副作用，不一定會出現，每個人的狀況不一，說實在的，不太會有影集中那麼明顯的錐體外症候群，其實絕大多數副作用沒那麼可怕，之所以沒那麼可怕不代表不在乎它，而是，一部分輕微的副作用可以在服藥一段時間後緩解，另一方面，不論有任何疑慮，都能和醫師討論，副作用若是太過影響生活，醫師會調整劑量或更換藥物，重要的是給自己、給醫師、給藥物一段時間，有些藥物需要兩個星期左右才會出現明顯藥效，有時候找到適合的藥物也需要一點運氣，所以，記得按照醫囑穩定服藥，才能慢慢找到適合自己的處方喔。

曾經有一陣子，吃藥愛吃不吃的，不想吃的時候就三天兩頭隨便停個幾餐，身體內的藥物濃度不對，外在情緒、思考、行為就很糟糕，常常混亂到不知道自己在幹嘛。服藥的規律性很重要，隨意停藥會讓復發機率變高。醫師也可能以「長效針劑」應對某些病人服藥順從性低、服藥不規律的情況。

我對於「你有沒有吃藥」這句話很反感，縱使是好意，聽起來就像「你有病」、「你沒吃藥所以你不太正常」一樣，除了醫師、心理師基於職責的提問，即便是親人、摯友，我都覺得彆扭，那好像是一種指摘（尤其是兩人衝突時），是這個世界對於我的困難的不允許，也是自我譴責帶給身邊的人那麼多壓力與困擾，失望自己竟落到連吃藥都不能自理、不被信任的地步。

對於多數人而言，精神急性病房是個很神秘的地方，兩道管制門，病人不能隨意出入，家屬進出也需要安檢，還不能用3C，有人可能覺得聽起來就像坐牢一樣，其實沒那麼駭人，還是擁有一定程度的自由，所謂的限制只是為了保護我們。

急性病房的生活很單純規律，有共同的作息表，晚上九點熄燈，最多只能到十點，早上七點半吃早餐，其他時間大多安排職能活動。規律作息有助於身心病症的復原。

日常生活的大小事情由護理師輪班照顧，舉凡飲食、給藥、抽血、施針、安檢、監控血壓及體溫、追蹤身高體重排便等都是他們的工作，娛樂活動、脫水衣物等也由他們廣播提醒時間，生理之外的心理照護也有他們的身影，他們是辛勤的小天使。

主治醫師和住院醫師沒有像護理師常駐病房，可是在週一到週五，每天都會逐一巡房，與病人會談，也依據病況調整藥物。這是我每天最期待的時候，是封閉病房裡唯一的盼望，而盼望是每個人活下去的動力。病人有比較大的狀況時，他們也可能會被急召過來幫忙、主持大局，另外，他們也是許可的發予者，在病人病情穩定後，可以參與職能治療、可以由家屬陪同外出4小時。

其他病友是病房裡我們最常接觸的人，絕大多數病友看起來都很「正常」，看起來就像學弟妹、鄰家哥哥姐姐、遠房叔叔阿姨、村裡的爺爺奶奶……，看不出來有什麼精神疾病。當然，每個人都有不穩定的狀態，所以才會住院治療，在這個地方，這些病症不會被任何人誤解成「肖仔」，僅僅是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難處，都能夠被接納與保護，希望現實世界有一天也能如此，不一定認同，但是尊重及互助。

大部分的精神疾患者不會攻擊、傷害別人，並非新聞媒體上時常報導的那樣，反倒自傷可能還多一些。至少，在病房裡遇見的病友，都很友善，會互相關心、一起遊戲，眼睛澄澈、心地善良、胸無城府，因為相互理解，更能融入團體，彷彿就是一家人，相較於現實世界，更讓人愜意，情感更加真實誠摯。我們只是病人，不是犯人。

保護室也不是什麼神秘的地方，就是一個房間，四面牆都經過特殊處理，外面是木紋，裡面實際是軟綿的，有一張床墊可以休息，門又厚又重，卡啦卡啦的大鎖聲，就意味著護理師每半小時的巡視，也可能意味著可以回寢室了。影集中的「綁床」、「打針」是有的，可是很少，有些人是自己自願走進去的，有些人是護理師、工作人員(護佐)一起抓進去的，極少數是保全多人壓制「約束」在床，不論如何，進去之前會安檢去除所有可能自傷的物品，另外，如果當下能夠配合口服藥物，也不一定需要施打針劑。剛住院時，覺得病友莫名其妙，怎麼會有人對於保護室談笑自若甚至喜歡自願進去呢？後來，我漸漸明白，它不是「懲罰」，而是「他律」，進一步「自律」，從原本的環境抽離，也是抽離、緩解情緒，在沉靜獨立的環境，房間內也沒有多餘的東西干擾，給自己一個小時(以上)的時間和自己相處，幫助自己平穩下來。聽說失眠的病人也因為它的隔音效果極佳，晚上常常要求睡在裡頭呢！

離開病房之後，病沒有好，也不知道哪時候會好，少了病房的重重保護，社會的網是不是能夠承接得住我們的重量呢？這些重量，不該只是由少數人（例如：社工）來扛，而是每個人都有能力與責任去塑造大家共同盼望的美好世界。

家屬身為照顧者，仍然有其需要被照顧的地方，可能需要資源幫助他們理解患者的病症、該如何協助其獨立生活；可能需要心靈上的支持與陪伴；可能需要能夠暫時喘口氣的支援與社福措施……。在我最不穩定的那一陣子，校方希望家屬陪同就學，儘管只是短期一兩週父母輪流，就使得父母疲於奔命、家裡烏煙瘴氣，而住院時見到的病友，她是長期待在機構的，母親已經是垂垂老嫗，還搭著一大清晨的公車，從鄉下來到醫院探望，這位病友總是唸叨著獨居老母的近況，而這位老母親，恐怕已經沒有太多歲月能夠照看女兒了。

之前，我沒有想過自己可能是大眾眼裡所謂的「危險人物」，現在想想，那應該特別寂寞吧！在因為疾病而社交退縮的同時，外面的人也害怕得不敢靠近我，那不是被世界遺棄的孤兒嗎？假如我一個平凡表達善意的小動作，卻被誤解為惡意令人戰戰兢兢、嚴厲指控，或許，我會比思聰還受傷吧！但是，如果這個世界是如此混亂，人們無法各得其所，社會事件頻傳，我可能也像喬平、一駿一樣選擇不生育，不希望孩子面對這個世界的殘酷與痛苦，既然連自己都不願待的水塘，又怎麼能冀望親愛的孩子能夠悠遊？

社會大眾的偏好塑造了媒體，媒體塑造了社會思惟，這是一個負向循環，然而跳脫身份來看，我們所有人都在面對生存，不只是維持生計，也是面對未知的恐懼，害怕事情超乎預料、甚至變得不可控，於是，我們勢必選擇一種保護自己的方式，或許是傷害自己，或許是惡語傷人，如同大芝一句揪心又發人深省的話語：「你們殺的人沒有比我哥少。」有沒有可能，我們能夠與自己的害怕共存而不再傷害彼此呢？

我不知道為什麼是我，但是，我能說的就是，因為是我，所以獲得多數人不會有的生命學習，對於痛苦和健康多了一些新的感受與詮釋，它讓我有機會停下腳步休息、用不同的視角看待世界、練習接納自己的不完美，我的生命因此而變得不同，不只有不好與失去，也有美好與收穫，從另一個角度看，精神疾患是上天給予的祝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