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經科學的進步可能會使得我們對如何建構道德感產生新的看法。其影響可能從學術界的哲學討論延伸至法庭，甚至有可能影響了我們如何看待政治和宗教。
在考量罪犯的犯罪理由時，我們通常會先假設對方是自主主體（autonomous agent），能為他們自身的行為負責。那麼，偏差的反社會行為現象就是社會學習不當的結果。艾伯特．班杜拉（Albert Bandura）是本理論的早期擁護者之一。在班杜拉的一個經典實驗中，他請一名成人演員故意暴力對待一個充氣小丑娃娃，並讓小孩觀察。當小孩留下來單獨跟娃娃在一起時，小孩會模仿成人的攻擊動作。如此的觀察形成此假說：社會學習是我們大多數社會行為的根本。
隨著神經科學的進步，以及我們愈來愈了解腦部如何控制社會行為，使得我們現在必須重新思索反社會行為和犯罪行為背後的某些因素。我太太最近遇到的案例就說明了這一點。有個女患者因為她無法照顧兩個小孩，必須把兩個孩子交付機構照顧。然而，後來才知道患者之所以無法妥善照顧小孩，可能是因為先前發現的巨大前額葉腫瘤。檢查結果為良性，切除腫瘤有可能會讓她的行為恢復正常。唉，不過事情其實更為複雜。雖然神經外科可以矯正母親的社會行為，卻對父親無能為力。他在前一段關係裡已經有三個小孩因為被他虐待而送交照顧。所以，無論患者腦手術的結果如何，她的孩子都處於危險之中。
愈來愈多證據顯示犯罪行為和神經問題之間有所連結，因此引起一些困難的倫理議題。一系列的腦造影研究指出，許多重大罪犯的前額葉皮質和顳葉的結構有結構上和功能上的問題。也有證據顯示，許多罪犯的5-HT 濃度很低。此觀察馬上讓人提出一種可能：讓罪犯接受某形式的藥物治療，以提高大腦的5-HT 濃度。
目前處方箋能開立的藥物有許多能增加5-HT 濃度，包括用來治療各種精神疾病（含憂鬱症）的SSRI。這些藥物能非常有效地改善某些精神病患者的症狀，而且副作用很少，可視為相當安全的藥物。有研究確實指出，SSRI 可以減少成人和兒童的攻擊行為。
然而，這引起了相當大的倫理兩難。開立這類藥物尚未確診為罹患醫學病症的人，在道德上正確嗎？而更具爭議的是，這樣的人就應該被強迫接受藥物治療嗎？亞德里安．賴恩（Adrian Raine）這位司法神經科學家（forensic neuroscientist）已經就這些倫理疑慮提出一些討論。一般社會大眾似乎不願意透過藥物來治療心理健康病症，但許多人會經常自行用藥，像是喝一杯好茶（咖啡因）、喝一杯讓人放鬆心情的紅酒（酒精），或抽一根鎮定情緒的香菸（尼古丁，它能影響乙醯膽鹼受體）。或許，不願意使用精神作用藥物（psychoactive medicine）有一部分反映了一九六〇和一九七〇年代誤開抗焦慮劑，也可能反映了在此之前濫用精神病外科治療。
一般而言，反社會行為可能是由器質性（organic）神經問題所驅使的想法，司法系統確實非常不願意接受。實際上，法庭對精神健康有問題的犯罪者通常不抱善意—即使他們的犯行可能直接跟他們的健康問題有關。
雪拉格．霍金斯（Sheilagh Hodgins）進行了幾個大規模的長期研究，探討重大心理疾患與犯罪行為之間的關係。她的研究清楚地顯示，有一般精神疾病的許多患者都有犯罪紀錄，並有暴力犯罪傾向，此現象在有重大心理健康疾患的女性患者身上特別明顯。不過這些發現好像對判例沒有太大影響，法院甚至似乎不同情杭丁頓氏症患者。這些患者的突變基因序列已經被找出來，腦部的病理特徵也有詳細的描述。相較於沒有受到遺傳影響的一級親屬，他們出現輕微犯罪行為的比例增加（Jensen et al., 1998）。
司法制度之所以不願意考慮器質性腦問題對犯罪行為的影響，可能有一部分反映了社會大眾的恐懼，擔心殺人犯等重大罪犯說不定會根據「犯罪的是他們出錯的腦，而不是他們」，而要求赦免罪行。這引起了一項議題：一個人的行為是否可以根據腦造影顯示腦輕微形態異常而獲得原諒。
以上內容摘錄自《失序的腦》（台大出版）
大腦能做的事相當驚人，它決定了我們的思考方式、感覺和行為。我們往往沒有意識到，我們之所以能體驗人生，就是因為有大腦這個核心。那麼，當大腦迴路受損時會發生什麼事呢？對我們的行為和人格又會產生什麼影響？從帕金森氏症到妥瑞氏症、從憂鬱症到精神病，本書介紹了生活中的生物心理學，探討大腦功能受損所產生的病症，一併揭示大腦功能的奧祕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