為何司法審判如此容易受影響——《不平等的審判》

會影響司法判決的，除了法官是誰之外，還有她是怎麼想的。如同前文所討論的，我們的決定會同時受到兩件事的影響—快速而自動反應的直覺，和比較慢、可受控制的考慮。你可能會認為法官—由於他工作的本質和所受的訓練—一定是經過審慎的推論之後才作出決定，但其實法官經常—甚至有些研究者認為主要是—根據直覺在作決定的。就和我們其他人一樣，當法官必須作決定時—不論是決定要不要把證據呈給陪審團看，或是將一個人判刑—他們也都會在腦中走捷徑。

有時候，這些腦中自動冒出來的經驗法則其實滿有用的。如果一個法官不確定是否該駁回一個異議，他可能會試著回想自己以前和某位律師的互動—他的異議看起來都很不必要，但是可以激怒對造的律師。這可以幫他作出正確的決定。不幸的是，這些直覺的過程也可能造成系統上的錯誤—如果都只根據不相關的線索和值得懷疑的連結的話。

想想所謂的「錨定效應」（anchoring effect），最初的一個數值（例如我問你電話號碼的最末兩碼是多少）最後會形成評估的結果（例如你認為這瓶紅酒價值多少）。在一九七○年代中期之前，研究者就發現，只要拋出一個數字，人們對於某件事的判斷（例如非洲國家在聯合國會員國中的比例）就會受到極大的影響，不過，如果因此就認為，這也會影響一位有經驗的法官對於真正重要的事所作的決定（例如一位車禍被害者在失去右手之後，應該要得到多少賠償金，或是一個強暴犯或慣竊應該被判刑多少年），似乎還是過於跳躍。然而，當研究者真的對法官提出這些問題時，他們發現有明顯的證據證明，錨定效應確實存在。當法官們被要求對一個假設的被告判刑時，他們很明顯地會受到不相干的因素影響，例如記者在法庭休會時，透過電話所作的民意調查中提到的數字（「您認為這個案件中的被告如果被判刑，應該超過或低於三年？」），或是檢察官隨機地對法官建議的求刑年限。令人震驚的是，就算是擲骰子得到的結果，也會影響到法官正式宣告的判刑。

還有另一點令人驚訝的是：這個研究顯示專門知識和經驗並沒有特別的幫助。如果受試者是刑法專家，或是曾經處理過與假設問題類似的案子，也一樣會受到不相關的數字影響，就和沒有相關背景的法律專業人士沒什麼兩樣。雖然也有其他研究認為，專門知識—在某些情況下—可以讓法官避掉外行人容易有的認知錯誤，但是在這個研究中，專門知識的功能似乎只有讓法官對於他們的判決更有自信。

為什麼會出現這個問題，其實原因也不是個祕密：法官常常必須在充滿不確定的情況下為一個問題下決定。任何人都無法確定是否應該准許交保、被告的照片是否會引起不公平的偏見，或是什麼時候應該宣告審判無效。法官要回答這類問題時，能依靠的證據通常是彼此對立的，所以也沒什麼幫助—因為制度中的兩造本來就是對立的，其中的檢察官和被告必須分別提出支持他們的論點。因此，如果一些不實的訊號提供了解決之道，法官便很容易受到影響。而且法律的規定也讓法官通常無法達到理想的目標。

例如：法律上要求法官不可以考慮會引起偏見和不相關的事實（像是被告曾經在五年前因為搶奪錢包而被逮捕）。雖然這看起來是要讓法官只考慮被告在本件中的竊盜罪，不要讓其他的事實幫助證明他是有罪的。不過，有兩組不同的研究者都發現：當現實生活中的法官要決定一個假設性的案件時，他們通常無法排除這些資訊的影響—就算有人明確地提醒他們：他們被告知的這些事實不應該被列入考慮。

性別、種族、階級和其他許多因素也都有類似的軌跡。法官們都很清楚不應該讓這些因素影響判決的作成；其實，他們還常指示陪審員在評價證人、被告和辯護人時，不可以受到這些差異的影響。不過，法官也只是這個社會的一分子，在這個社會中，這些因素就是會帶來許多聯想，例如對婦女的刻板印象就是相夫教子，或是對於變性人的想法。人不會因為穿上了法袍，就輕易的擺脫一個人的成見。

如果法官一貫的持有偏見，那麼，他們是不是會一貫的保持相同的偏見呢？有一組研究者對於這個問題感到好奇，於是他們決定看看，法官在一整天中是如何作決定的？調查者把重點放在兩個以色列的假釋裁決委員會裡，八位經驗豐富的法官身上。

整體來說，在受刑人所提出的申請中，有百分之六十四．二遭到這八位法官的拒絕。但這不是這些研究者感興趣的部分：他們想要知道在一天中的不同時刻，這些法官會不會作出不同的決定。如果假釋案在一早就提給委員會，或是在午休時間剛過時提出，結果會有不同嗎？如果法官只是裁判，就不應該會有影響：好球就是好球，和太陽在哪裡應該沒有關係。不過這些現實世界的法官又是如何呢？

針對超過一千件裁定所作的分析發現，法官在一天的上班時間剛開始的時候，和兩次用餐的休息時間過後，特別容易通過受刑人的假釋申請—有約百分之六十五的申請會獲得同意—相較於此，如果是一天的尾聲，或是休息時間之前，通過的件數幾乎是零。除此之外，像是犯罪的嚴重性、受刑人已經服刑的時間—這些才是真正應該影響法官決定的因素—卻反而對於裁定結果沒有什麼影響。一天裡的時刻似乎才是件重要的事。

怎麼會這樣呢？

進行研究的人假設，在一天要結束之前，法官在精神上會感到耗盡心力，讓他們選擇在認知上比較容易的作法，而且傾向於堅守現狀：駁回假釋申請。一直作決定會耗盡我們的精神和腦力，為了克服這種疲勞，我們可能需要休息，或是更多的葡萄糖—從字面上來說，就是動腦所需要的食糧。

最讓人感到憂心的，是這並不是什麼實驗室裡所作的實驗。以色列有約百分之四十的假釋申請，都是由研究中所涉及的兩個假釋裁決委員會處理的。而法官對於他們偏見的本質或程度毫無所覺。這可以解釋為什麼精神上的疲憊會帶來如此大的危險：通常你一點都不覺得累，所以也不覺得自己的判斷會有什麼值得懷疑的地方。

當然，法官會想要保持一致。而最近一個令人沮喪的研究結果顯示：這種願望其實反而更會造成我們的偏見。身為一個教授，其實我每個學期在打成績時，都會面臨這個問題。例如在我的刑法課上，我只能給（頂多）百分之二十的學生A或A-。雖然從統計上來說，在一個八十人的班級裡，我也可能在前五份考卷中就改到三個A，但是我預期五份中只會有一個A，這個預期可能會逼使我改變評分標準（在這個例子中，是讓我對於前面答得好的考卷變得比較嚴格）。研究者把這種現象叫作「狹窄性取景」（narrow bracketing）：必須要接連作出判斷的人，會把要判斷的對象分成小組，對每一個小組作孤立的考量（例如：在午餐前改完的所有考卷，或是在一天之內看完的所有案件），並避免讓結果與預期的分配方式差太多。這個研究顯示：雖然法官只要從申請名單中准許五名受刑人的假釋申請就好，不過如果先連續同意四名的申請之後，法官就不太可能繼續同意第五名的申請，只因為這樣會不符合他所預設的狀況（也就是每三人中，只應該同意兩個人的假釋申請）。

法官對於某個案件的判決會影響他的下一個判決，或是這個案件在一天中的什麼時間被提出，會影響到它的結果，這都和我們對於公平的司法體系的想像完全不符。我們必須繼續努力，更進一步地了解會影響司法判決的力量。如同法理論家和上訴法院法官傑羅姆．弗蘭克（Jerome Frank）早在一九三○年所寫的：「如果法律包括法官的決定，而那些決定是根據法官的直覺作成的，那麼，法官的直覺從何而來，就是司法程序中的關鍵了。什麼形成了法官的直覺，什麼就形成了法律。」

所以，法官並不像是羅伯茲首席大法官所說的那般客觀、中立和公正無私。其實，他們也不是真的能夠做到裁判或判決者的角色。

當社會學家在研究司法判決的過程時，也有其他學者投入研究裁判的偏見。兩者的發現有驚人的類似：雖然在不同的運動中，裁判都想要表現得中立和客觀，但是最後還是會作出扭曲的裁判，或是在指揮比賽時出現不公。例如：網球賽事委員會容易受到知覺偏誤（perceptual bias）的左右，就很類似於法官和陪審員會受到照相機視角的影響。裁判看到球落地的點，會隨著球的移動方向而轉變，所以他比較容易把界內的球判成出界（把界外球判成界內的情形相對而言比較少）。就和法官一樣，裁判也會被一些不相關的因素左右。如果裁判是白人，白人打者的好球帶就比黑人打者小；在跆拳道比賽中，穿紅衣服的參賽者會比穿藍衣服的參賽者得到更多點數；如果兩個足球選手相撞，高的那個比較容易被認為犯規。除此之外，就像法官會覺得應該依分配拒絕某些假釋申請，於是在潛意識中改變了他們的決定，籃球裁判也會平衡兩隊的犯規數，棒球裁判則會在兩好球之後縮小好球帶，並在三壞球之後放寬好球帶。而且，就像法官一樣，裁判也不可能完全不理會觀眾的聲音：在很多運動中都可以看到裁判對主場球隊的偏見根深蒂固，觀眾的數量越多，偏袒地主隊的可能性就越大。

我們許多人都希望法官只是裁判的角色，但或許我們真正想要的，是機器人法官—而且它的程式不是由人類所設定的。如果是血肉之軀的裁判員，他腦中的硬體就一定和我們其他人一樣受到限制—電路只能夠符合更新世（Pleistocene）的需要，處理器太慢無法同步，儲存的硬碟容量也不夠。